太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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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田岛支队进驻曲阜

今日，在孔子（BC551—BC479）、孟子（BC372—BC289）的故乡，山东省南西部的曲阜、邹县一带，可常常可以听到老人讲述的，日军在占领期间尊崇孔孟，保护孔庙、孟庙古迹的故事。当时山东各地战事不断，可是曲阜，邹县城内却秩序井然，生活如旧。孔府，孟府的圣人后裔，不仅能维持正常生活与祭祀活动，和占领者的日军间也各有来往，和睦相处。《孔府档案》中有1938年2月8日，“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傍系76代孙）设宴招待田岛部队长（驻曲阜步兵第三十三旅团长），久保添部队长（驻曲阜第十独立机枪大队长），冲田部队长（驻曲阜第六十三联队第一大队长）等干部七名的记录[1]，孔府的当主，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1920-2008）的传记中，也在《日军尊孔》标题下，记录了当时日军在战火中保护孔庙、孔陵等遗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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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冉在《孔德成与日军占领曲阜》一文中写道，“1938年1月，曲阜沦陷。日军进入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组织军官和士兵进行参拜。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基本没有受到破坏”[2]。真正破坏孔孟遗迹的事实，并不是发生在日军的侵略、占领时代，而是发生在战后，共产党政权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是战后居住在台湾的孔子嫡孙孔德成，对日军占领时期的尊孔，古迹保护政策表示感激、怀念，而对抗日救国的共产党政权恨之入骨，生前一直拒绝回国祭祖的理由。

战争中，在孔孟故乡出现的事实，是一个与今日教育宣传中出现的残忍，暴虐的“日本鬼子”所不同的形象。其理由在何处？有的学者解释此类行为出于侵略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政治思想上“日本军国主义与儒学在理论面的一致性”[3]。前述张冉文章指出日军保护中国古迹的理由“一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敬畏，二是为了据之己有”。不管有种种解释，批判，至少至今没有人能否定日军曾保护古迹的事实。

从下述笔者考证的内容中也可看出，这并不是宣传，而的确是一个真事。

第十师团作为北支那方面军第二军主力，1937年8月从大沽口登陆后，沿津浦线南下作战。在静海，马厂河，沧县，德县击败宋哲元军占领了河北全域后，于1937年12月23日开始了南渡黄河作战，12月27日占领济南，30日开始南下追击。其先锋是步兵第六十三联队（松江，联队长福荣真平大佐[4]），1月1日占领泰安，2日渡汶河，4日，急袭占领曲阜城，5日将南方邹县也置于掌中[5]。此时，第十师团接到北支那方面军的不扩大战线的命令，停止前进，开始了时为两个多月的地方警备，驻守。

图表3-1 福荣真平

驻留邹县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于1月14日将队名对外更改称为“邹县警备队”，直至 “南部山东剿灭作战”（台儿庄战役）开始前的3月中旬，一直驻留在孔子、孟子的故乡。第十师团司令部位置于泰安，第三十三旅团（田岛支队）司令部和担任司令部警备的步63第一大队驻留曲阜县城。另一部步兵第十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驻大汶口（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向东方新泰、蒙阴一带展开。第十师团的另一支主力第八旅团（长濑武平少将，本部姬路）本部驻曲阜西方的济宁，麾下步兵第三十九联队（姬路）驻屯兖州。

在此地驻留的两个多月间，第十师团的各部队在孔子，孟子，曾子（BC505-435，故乡嘉祥），彦子（BC521—481，故乡曲阜）的故乡一帯对反日武装势力进行了反复的地方扫荡。战火中，唯一呈现出和平景象的是孔孟之乡的曲阜，邹县城内。

图表3-2 第十师团1938年2月19日兵力配置图

看一下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的纪律。步兵第六十三联队，是之后3月下旬至4月7日的台儿庄作战中担任主攻台儿庄城的劲旅，也是离开曲阜，邹县南下作战开始的第二天，3月15日拂晓、即在滕县北方的北沙河村，屠杀了83名村民的肇事部队（“北沙河惨案”）。这样一支暴戾的军队，在曲阜、邹县驻留期间，却留下了尊孔，保护古迹、圣地的美谈。《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史》中有如下自画自赞的叙述：

泰安是大陆提唱君子之道的孔子、孟子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来往游说的故地。可是如今大众的尊教观念早已颓废，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中丑陋的物欲。在此，我日军部队在民众前必须以道义为本的姿态出现，努力宣布皇道…为达到这一目的，整个部队在作战间，上级不断强调要严整、振作军纪、风纪…。 曲阜是圣人孔子的庙祖之地，…附近的民众中，知识人阶层至今仍有相当浓厚尊孔意识。蒋介石麾下的军队，来到曲阜县城也不敢轻易有亵渎圣贤的举动。与之前的战场地各城市相比，此处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和平景象。住民几乎没有因为战乱而逃亡，避难。商贾生业繁衍，并没有丝毫战地之感。联队长向部下各队传达指示，要部下尊重孔家道统，强调社会生活中道义的重要性，并不断教育士兵，说明孔子主唱的儒教渊源与日本道德间的关连等。有空闲之余，还敦促部下参拜孔庙，以图借驻守孔孟圣地之贵重机会，进一步振作皇道精神。

邹县是被称作亚圣孟子的故乡。雄伟的孟子庙中的礼仪主宰者，是孟子第七十四代后裔。支那军队和曲阜同样，战灾中也对圣地进行过特别保护。进驻时，县长以下官民大部逃避，残留的住民对日军的进驻，当初也呈现出不安之表情。但联队主力进驻后，通过和住民的实际接触，县城内顿时恢复了日常的平静，住民开始成为日军统治的协力者[6]。

联队史在此描绘了一个日军占领下的孔孟之乡，在仁义，道德观念下现出的秩序井然的气象。这种描写，若局限在曲阜，邹县两个圣地来说，并不是在夸张。步63在邹县驻留期间，曾留下过一个《日本军人参拜孟庙注意事项》（孟子庙に参诣する日本军人心得）的史料 内容如下：

图表3-3 参拜孟子庙注意事项 ，步63联队史315页。

一，孟子与孔子同为支那人最尊崇之伟人。对我等日本人来说，也是今日皇国精神文化的一大恩人。

二，基此，参拜者必须以参拜故国神社，佛阁之同样作法，深深留意言语、行为的实诚、谨慎。

三，切不要忘记，比起宣抚班所进行的百次宣传，到此处参拜时诸君的模范行为举动，才是维护皇军名誉，在支那民众中弘扬，扶植亲日感情的最有效方法。

津川队长

内容为日本军人参拜（孟庙）时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提醒前来此地参拜的军人要注意风纪。企图将日军尊崇孔孟的模范举动，利用于以“皇道”宣抚民众之目的。颁布者“津川队长”是当时担任邹县警备队长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第八中队长津川盛雄大尉[7]。此告示，是受到福荣联队长的指示而树立的。

孔德成的胞姐孔德懋（1917~2021）在回忆中写道：

“日本军队刚一进曲阜城，头件事就是在孔府的洒金豆绿板上贴张大布告，尊重和保护圣裔住宅，凡见日本军人禁止入内。日本军队走到这里看到布告，有的人看完后向布告鞠个躬就转身回去了，他们不进去，也不毁坏东西”。 “…日本军队在街上经常拉夫拉车，孔府的水车出去运水时，车前插一面圣公府的小黄旗，日本军就不拦截了”。“日军占领曲阜时期，日本政府也想收买人心，对孔府，孔庙等历史遗迹比较注意保护，也尊孔。日本军官经常到孔庙上香。行礼鞠躬后给香钱，庙里的招待人员把日本军官的姓名和给的钱数写在一块木牌子上挂在香案前，下一个日本人来上香，总希望自己给的钱数比上一个多，每到月底，木牌子上写满了上香人姓名和钱数，下个月再换块新木牌，此香钱是孔府的一笔“活钱”[8]

第二节 日军与孔子、孟子后裔的交往1. 占领下的孔令煜与孟庆棠

此时，住在邹县孟府中的是孟子第73代嫡孙，62 岁的孟庆棠（1877-1944）和其子，第74代孙孟繁骥（1907-1990）一家[9]。孟庆棠于1894年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成为亚圣府各种仪式祭礼的主持者，1935年上述职位被废止后，又从国民政府得到“亚圣奉祀官”的世袭职位。

图表3-4 孟子第74代孙孟繁骥一家

一方，孔子家当主，在曲阜孔府内居住的是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18岁）。日军占领曲阜前1月2日深夜，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被山东军第二〇师师张孙桐萱挟持出山东，护送至武汉。之后孔府的行政和祭礼（代理奉祀官）被临时委嘱于孔德成族叔孔令煜代理。

孔令煜（1887-1955，孔子第76代傍系孙）是第73代衍圣公孔庆镕的胞弟孔庆栾的后代，在分家中属离嫡系血缘最近的一支，家住孔府内东院。也是孔府内的年长者。有人望，亦有担任过山东省财政厅科长的经历[10]。

此期间，曲阜的孔府由孔令煜，邹县的孟府由孟庆棠两位年长者出头和日军打交道，为了保护文化史迹、建筑、家宝和住民的生命安全，两位长者都以通过对日军治安维持面的协力，及社交、文化交流的应酬等，讨取日军的欢心，表面上恭顺服从。由于日军也没有像在其他各占领地那样采取强压的命令手段，也使他们保持了部分圣人后代的尊严。此类人，在历史中被夹在汉民族的气节和维持祖宗名誉，保护贵重文化遗产的选择之间，对统治者面从腹背，有苦难言。其恭顺侵略军的行为，至今仍被成共产党称作为“汉奸”。但作为历史事实，也不应否定他们在占领下巧妙地利用日军的尊孔政策，做出的对古迹，住民安全保护的事迹。

图表3-5 驻济宁长濑支队长一行参拜孔庙后拜访孔府，与孔令煜合影

由于统治者的尊孔政策和孔孟后人的协力、配合，曲阜、邹县两地，呈现出与其它占领地不同的和平景象。 孔令煜、孟庆棠二位长者，亦是教养深渊，擅长文笔的名士，备受日军尊崇。

在日军占领下的七年间，各代占领者和其他民间人士，都通过对圣人庙堂的礼拜，对圣人后裔的访问及参加各种尊孔尊儒的祭礼和圣人子孙保持着密切交流。为了乞到孔孟后裔的字句，专程登门拜访的日本人（包括军人，学者等民间人）络绎不绝。今日流传在日本国内和大陆各地的孔令煜，孟庆棠的大量字句，几乎都是占领期间为应酬日本人所书写的。

据孔德懋回忆，此期间在孔府接待外客的负责人，是擅长交际的孔连舫，“府内和当地日伪政权的具体事务都由他出头解决，此人过去即在孔府内任招待员，并在七十二师< 二十师？>孙桐萱处供职，长袍，眼镜，样子很斯文，很善于交际。诸如：陆军墓地慰灵祭，新民会筹备会的成立，大日本宣抚班讲演活动，县公署成立，…等等都由他代表孔府参加”[11]。

图表3-6 守卫孟庙的日军哨兵

由于日军的尊孔，宣抚政策和孔府内人士的协力，恭顺，曲阜城成为占领地中拥有特权的安全地带，孔令煜也因为将“城内的老若男女隐藏于孔庙，孔府而受到当地人的尊敬”[12]。

一方，日军与孔子、孟子后裔间的关系，也绝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命令，强压关系。在传统文化的壁垒前，军人与文人之间，反而呈现出一种地位“逆转”的奇观。当时，在孔府居住的孔令煜之子息孔德墉（1927-2022）记载道：

“那时，军阶较低的日本军人只能到孔府大堂，内宅贴了止步的红纸条，就不敢进，军阶较高的就迎到忠恕堂，请喝茶。他们即便坐下来，也只待个十分钟，自己带绵纸，请我写个字，还带糖果等礼物，赶快照个相，捐个钱就走。因为下面还有人等着呢”。“我接待过一位日本少将，他不敢坐在我的上边，只要我坐下来，他一定选择下位来坐。当官的坐在他傍边，随他来的其他军官，全部都在外边站着”[13]。　

此时的孔德墉还只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少年，因为其父是代理奉祀官，所以日本人对年仅十来岁的孔德墉也十分敬重。回忆中出现的这位礼仪端正的日军“少将”，若是事实，应是旅团长职，推测不是第三十三旅团长田岛荣次郎就是从济宁前来参拜孔庙的第八旅团长长濑武平。

[1]《曲阜沦陥后代理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取悦日冦邀宴名単》」，孔府档案8914，曲阜，孔子府档案馆。

[2] 冯克力主编《老照片》，第84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125页。

[3] 刘岳兵《论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3期。

[4]『歩兵第六十三联队史』、（同刊行委员会、非売品）1974年。

[5] 前出『歩兵第六十三联队史』、113页。

[6] 前出『歩兵第六十三联队史』、308页、314-315页。

[7]「邹県警备队戦闘参加将校人名表」、前出『歩兵第六十三联队史』、316页。

[8]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4页，125页。

[9] 1939（民国28）年在孟庆棠之后世袭亚圣奉祀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居台湾。此照片来自『歩兵第六十三联队史』（369页），推测由当时日军拍照。

[10] 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联经出版事业(股)公司，2013年115页。

[11] 前出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125页。

[12] 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127页。

[13] 前出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115页。

发布于：浙江省